数字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发展数字经济的四项主要内容即“四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价值化、数字治理化”。数字螺旋与数字“四化”相对应，即产业数字化螺旋、数字产业化螺旋、数字价值化螺旋、数字治理化螺旋。可根据数字四螺旋运行规律，选择主导数字螺旋，带动其他数字螺旋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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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更是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在最近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事关国家发展大局”。
可见，数字经济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受区域资源和发展能力等多方面条件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且面临诸多挑战。因此，面向国家战略，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数字“四螺旋”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窗口，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是急需解决的问题[1]。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价值化、数字治理化”被界定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四项主要内容即“四化”（见CAICT《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2]。然而数字经济不是数字“四化”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各部分孤立发展，而是由各自螺旋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数字生态系统，进而推动区域数字经济非线性螺旋式上升发展。
在此，数字螺旋与数字“四化”相对应，即产业数字化螺旋、数字产业化螺旋、数字价值化螺旋、数字治理化螺旋。其中，数字螺旋是对数字“四化”发展过程的描述，如数字产业化螺旋对应的是数字产业化系统，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产业化螺旋运行的目标等。
在各地探索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中，通过了解数字四螺旋运行规律，选择主导数字螺旋，带动其他数字螺旋协同发展。由此，一些地区走在了前面，甚至形成了先发优势，如深圳；有些地区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身特点，如处于追赶中的徐州、贵阳，起跑中的江阴等。因此，本文以不同类型的城市为例，根据数字四螺旋分析其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特点，为相关地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提供经验启示。
02
地方撬动数字经济的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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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梯队中的“深圳模式”
深圳是以ICT大企业为主导形成数字产业生态的典型城市之一。2020年，深圳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8446.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30.5%，总量和比重都位居全国第一①。
深圳的模式是以ICT大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为主导，促进地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CAICT于2021年发布的白皮书指出，深圳、北京、杭州等城市不仅是中国数字经济领跑城市，也是国内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数字经济的“极核”[2]。
2020年，深圳拥有位于中国ICT头部企业500强中的21家，如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中兴通讯、神州数码、腾讯云、中国长城科技、佳云科技、TP-LINK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形成了数字产业生态。以华为公司为例，目前，华为已与全球700多个城市、253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了数字化转型的伙伴关系，华为企业市场合作伙伴超过30000家②；在数字治理方面，华为与生态圈的合作者为深圳市设计智慧城市顶层架构，同时还为政府服务、教育、医疗等领域提供丰富的解决方案。由此，深圳形成了由数字产业化螺旋为主导带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价值化以及城市数字治理化螺旋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迅猛态势。
“深圳模式”主要特点是：
第一，ICT头部企业聚集，由头部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形成数字产业生态，形成ICT头部企业为主导的数字产业化螺旋，并与产业数字化、数字价值化以及数字治理化螺旋协同推动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第二，数字技术创新特征明晰，数字四螺旋共同发力形成持续创新的数字经济生态，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推动产业创新；
第三，拥有世界级企业，是国内数字经济的领跑地区。如深圳的腾讯、华为、比亚迪等世界级企业；城市聚集各类海内外优秀人才及领先技术等优质资源，对其他地区有引领、示范、辐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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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梯队中的“徐州模式”
一些传统制造业龙头打造工业互联网赋能实体经济，如徐工“汉云”、海尔“卡奥斯”、潍柴动力、南通“中天互联”等撬动了徐州、青岛、潍坊、南通等三、四线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对数字经济领跑地区的追赶趋势，我们把这一类模式统称为“徐州模式”。
徐工集团基于七十多年工业知识沉淀和三十多年数字化经验优势打造的“汉云”平台，通过设备互通互联释放工业大数据潜能，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展创新，在生产、运营、制造、物流、服务等多领域实施智能化。目前在全球已有1000多家客户选择了汉云，已有70多个行业的应用案例和实施经验③。
电缆行业龙头企业江苏中天科技集团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抓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机遇，于2018年11月成立江苏中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天互联”），该公司承担了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南通）建设工程（简称：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以及Asun工业互联网平台及运营等重大项目。与此同时，“中天互联”对内部支持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发展，对外致力于推广标识体系服务，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已累计注册企业4000多家，位居国内标识产业前列。目前“中天互联”不仅带动了南通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加速了南通市的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治理化进程，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也成为全国试点城市④。
国内发动机行业领军者“潍柴动力”，在2015年发布了潍柴智能制造战略规划，搭建全价值链信息平台，打通了端到端的全价值链，将创新拓展到产业链上下游，带动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提升。在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还积极布局人工智能、车联网等业务。2020年潍柴“无线工业物联网平台开发及应用”在第五届山东省“智能制造（工业4.0）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一等奖，成为行业智能制造的标杆；在WEF（World Economic Forum）与麦肯锡咨询公司共同遴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中，潍柴动力荣获“灯塔工厂”，在目前全球69家“灯塔工厂”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国际动力城”也是潍柴集团与潍坊市政府等单位运用潍柴品牌影响力和行业优势合作建设的。
“徐州模式”的特点是：通过传统制造业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启动数字经济，即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螺旋，协同数字产业化、数字价值化螺旋共同发展。传统制造业龙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能够先行先试，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与上下游企业形成数字产业生态[3]。打造了产业数字化品牌，如徐工“汉云”、南通“中天互联”的“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潍柴动力的“灯塔工厂”等；与此同时，吸引地方企业“入网上云”，在行业龙头主导下，通过产业数字化螺旋带动数字治理化螺旋、数字价值化螺旋，形成跨区域数字经济生态圈。
总之，这一梯队中的地区以传统制造业龙头企业多年积累的产业经验结合数字化转型的先行经验，通过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两大优势结合起来，赋能地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了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3
追赶“超车”的“贵阳模式”
作为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贵阳，近年来以政府为主导发展地方数字经济，在实现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吸引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和技术人才入贵。其数字经济发展增速在国内位于前列，在追赶中成功地实现了“弯道超车”，形成了撬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贵阳模式”。
贵阳根据全省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运用大数据商用、政用、民用价值，围绕数据服务器的存储业务向大数据产业链两端发展，培育大数据产业生态 [4]。
例如，吸引了ICT头部企业如苹果、腾讯、华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数据中心落户；推动数字价值化，建立中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实现了“云上贵州”数据互联共享，培育了货车帮、白山云、数联铭品等一批数字标杆企业。为了弥补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不足，还组建了国家大数据重点实验室，研发大数据底层核心技术，提升产业持续创新能力。在数字治理化方面建成国内第一个“块数据”公共平台，是全国首个政府数据开放示范城市，贵阳也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批建设大数据国家技术标准的创新基地[5]-[7]。
贵阳模式的特点：在资源禀赋方面，贵阳科技资源贫乏，缺人才、缺技术，制造业欠发达；在没有可以带动数字产业发展的ICT头部企业，也缺乏制造业行业龙头企业的情况下，选择了培育数字价值化螺旋为主导螺旋启动数字经济。
同时，积极为数字价值化提供环境保障，例如，建立指导发展大数据产业组织机构、制定大数据资源流通的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健全政务数据调度机制等，为发展数字价值化打下基础。基于此，将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统筹实施全省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带动数字治理化发展。可见，贵阳模式是以数字价值化螺旋为主导协同数字治理化螺旋，带动数字产业化螺旋和产业数字化螺旋，共同推动贵阳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从追赶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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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梯队中“江阴模式”的探索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数字经济起跑阶段，还在探寻发展数字经济的路径和方式，作为全国制造第一县的江阴市也是其中之一，并作了有益探索。
江阴虽然拥有制造业集群优势，但由于传统制造业聚集，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下游，且中小企业居多；同时，高端科技人才缺乏，存在着科教资源支撑不足、创新要素不全等短板；如果不及时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则难以支撑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争先领跑的需求。为此，2020年9月，江阴市政府协同南京理工大学抓住工业互联网发展机遇先行先试，启动了以工业互联网为标志性产业的长三角（江阴）数字创新港建设；今年4月，江阴市在全国县级市中首发了“长三角（江阴）数字创新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在长三角（江阴）数字创新港发展过程中，江阴的富仁集团、阳光集团建设“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奠定了本地发展标识解析生态产业基础；特别是阳光集团建立“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综合平台，带动了本地区及周边城市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龙头企业远景能源、双良集团、海澜集团等率先进行数字化转型。
南京理工大学作为“部地”之间的“桥梁”，牵头承担了《2020年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的两个立项项目，落地项目总投资为5亿元；同时还将国家发改委投资亿元的工业互联网网络空间安全项目落地江阴。目前，长三角（江阴）数字创新港发展迅速，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总投资25.8亿元的国家级平台和一流科创项目已全面进驻，其中，聚集了麻省理工国际创新中心等多家研发机构。
“江阴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地方政府抓住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机遇窗口，以数字治理化螺旋为主导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在借鉴先发地区经验基础上，围绕大学建设数字创新城区，主动探索数字经济发展途径；
第二，结合制造业资源禀赋发展产业数字化螺旋，与数字产业化和数字价值化螺旋协同作用，布局工业互联网为主导的相关数字产业，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助力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第三，面向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需求，与大学共建，培养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留学生等高端人才，自我“造血”为数字四螺旋运行提供技术、人才等支撑。
03
经验启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螺旋为主导的先发领跑梯队中的“深圳模式”、还是以产业数字化螺旋为主导紧随追赶梯队中的“徐州模式”、以数字价值化螺旋为主导的“追赶超车”的“贵阳模式”，以及数字治理化螺旋主导的正在起跑中的“江阴模式”，都是结合本地区资源，探索了一条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数字经济发展途径；他们的实践对如何围绕数字四螺旋撬动本地区数字经济提供了可参考的做法。因此，主要经验启示有：
第一，以数字产业化螺旋作为主导螺旋发展地方数字经济，要着力提升数字创新能力，以新技术、新业态来保持先发优势。数字创新有快速迭代的特征，同时产业数字化对技术创新有潜在巨大需求，这也是先发地区ICT企业能够带动当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多数地区对基于平台的数字创新重视程度不够，无法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要面向用户需求，提升数字创新能力，也就是要有持续不断的新技术“输血送氧”，为加速数字产业化进程提供动力。
第二，以产业数字化螺旋作为主导螺旋发展地方数字经济，要发挥数字赋能的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如地方可以利用工业互联网范围经济效应，既要打造一批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数字创新中心，也要像领跑梯队一样培育能辐射所在区域的世界级数字企业。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螺旋共同带动数字价值化螺旋、数字治理化螺旋，加速形成数字四螺旋的生态系统，加快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第三，以数字价值化螺旋作为主导螺旋发展地方数字经济，要注意运用数字四螺旋非线性发展的特点。由于数据在数字四螺旋中渗透、流动，因此，激活数据资源，发挥其价值是关键。加快建立大数据生态，推动数据在重点行业的深度应用，探索具有行业特色的数据应用模式。在追赶中捕捉价值、发现机会、实现发展，甚至“弯道超车”。
第四，以数字治理螺旋作为主导螺旋发展地方数字经济，要抓住发展的机会窗口，加强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加速形成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特别是拥有制造业自然禀赋而科技资源贫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与大学、科研机构形成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系统，深挖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蓝海”，围绕数字四螺旋协同推动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此外，数字技术领域巨大的人才缺口会成为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地方政府在制定数字经济人才政策时，要注意人才“引进”与“内生”两手抓，科研院所和高校要积极围绕数字经济的基础研究、研发创新、产业发展和行业应用等领域设立相关专业，加强前沿科学型和专业型人才培养，加大数字经济领域人才供给。
